美丽的选择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

我们曾经不幸地生活在个人少有选择权利的年代。改革开放大大地改变了一切，包括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还给每一个人。实际上，除了民族（种族）和父母以外，一切都是可以选择的，朋友，爱人，职业，岗位，甚至国籍都可以自由选择。问题在于：你选择他（它），他（它）也要选择你；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必要的代价，你要为达到你的目的做出扎扎实实的努力。

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已向奔往小康的市场经济过渡，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有了更多的新观念和再就业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坚持“二为”大方向和遵纪守法的大前提下，只要你有能耐，从政、从军、从商、从教、从工、从农、从文乃至科研、技术等等，应该说是每个人的自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都可以做得很出色，干得很辉煌。而我，却偏偏选择了文学编辑这一行，而且是终身的选择。

是的，我的文学编辑生涯确实相当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59年夏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于当年9月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仍在人文社主办的《当代》杂志的编辑岗位上工作。

近四十年来，我的编辑生涯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有点奇特的经历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1960年），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山西队（1964年），到上海荣氏某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当“临时工”（1964年），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最年轻的团员（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士”（1966年）；1974—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还曾不甘寂寞地筹办并主编过西藏格尔木中学的文学性校刊《红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1989—1990年，离别妻儿到美国探亲，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和华人衣厂有过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还有不能忘记的，我在政治上自以为白璧无瑕，却在1958年成了全年级的“白旗”，第一次迎来了满墙大字报和侮辱性漫画的批判；1970年成了所谓“5．16”分子，一度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挫折和委屈似乎使我更清醒也更多了一些智慧。

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有两次面临重要的选择。

第一次，是在“五七干校”后期（1972年？），我可以选择去大学教书，却终于还是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教还是从文的选择。

第二次，是1990年在美国，我可以留下来，肯定会衣食无忧，家人、子女将来跟着我移民也不成问题。但这一来，我将面对终生的精神痛苦和灵魂的拷问，我最终还是在一年探亲假满之前选择了回国重操旧业———依然做我喜欢做的文学编辑工作。这是去国还是回来继续报效祖国的选择。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一些朋友，问过一些知名人士；迄今为止，你此生感到比较得意或比较满意的事情是什么？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自己，我这个离开学校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终身职业编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此生比较满意的，就是做了自己比较有兴趣、又比较有价值的文学编辑工作。

我把对祖国的深情体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

人应该谦虚，但在敬业精神、热爱人文社、《当代》杂志这一点上，我可以不必说矫情的、过谦的话。我也曾经多次在私下里或公开的场合，对我的同事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大都是一般的人才，但人文社、《当代》杂志可以被视为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应当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柳青说过，人生的成功在于关键的两三步要走好。我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选择。因而，在即将退休时，我无怨无悔，虽然愧则有之。所谓愧，一则指四十年来的编辑工作，本来还可以少一些失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二是为自己在“运动”中的两次表现感到羞愧：清查“5．16”时，在“逼供信”的压力下，我痛哭流涕做过子虚乌有的“交代”；过了几个月，在“9．13”事件之后，又在主持运动的军宣队不闻不问的情况下自己解放自己——贴大字报为自己公开平反。

这种事，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感到汗颜，可谁能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能做出美丽的选择呢！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情就不容易了。就此而论，我为自己终身职业编辑的选择深感欣慰。我认为这选择可以称为美丽的选择。